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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台北地院87年重訴1347號民事判決
 
(一)次要行為人之行為:己為正義公司財務副理,董事長庚於指示己購買可轉讓定期存單時即已同時以第3人名義附買回出售與中華票券公司高雄分公司。董事長庚指示知情之己於購入上開定期存單時加以影印,對外佯稱所購買之定期存單存放於銀行保險箱中,再將該定期存單影本交予正義公司會計部門,利用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正義公司81年至85年之年度財務報告中,就定期存單附買回交易部分,於流動負債項中銀行短期借款之會計科目漏列此一債務,以此製作不實之財務報告,並於簽證會計師盤點可轉讓定期存單時,由己再私下向中華票券公司承辦人員以閱覽為名,借出已融資之定期存單供會計師所指派之查帳人員盤點。
 
(二)原告主張:原告主張己於向中華票券公司借出已供質押之定期存單,並會同盤點後,簽名於會計師之工作底稿上,顯有「故意」。
 
(三)爭點一:證交法20條之責任主體
 
「證交法第20條之主體非僅限於「發行人」,尚包括:「發行人及其負責人」、「發行人之職員,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」、「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簽證之會計師」;而應負之責任,發行人、發行人之董事長、總經理,應負無過失責任,至其他人員則採過失推定原則,非僅限於「故意責任」,均已如前述。準此,公司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,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時,發行人、發行人之董事長及總經理,除能證明原告非善意外,係採結果責任主義之無過失責任,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,而在文件上簽章之會計師及發行人之職員,則負過失推定責任,必須證明已盡相當注意,並有正當理由確信之基礎者,始能免負賠償責任。」
 
己「其正義公司之財務副理,雖係正義公司之職員,然其並未在上開之財務報告上簽名或蓋章,依上說明,並非證交法第20條規範之賠償義務人,自難依該條之規定,令其負損害賠償之責。」
 
(四)爭點二:民法第184條、第185條
 
上述「過程均係己親身經歷,衡諸一般經驗法則,當無不知上述之情之理,且原告所受之損失與渠等2人之行為復有相當因果關係,依民法第184條、185條之規定,被告乙己○自應與乙庚○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。」
 
肆、學說評析
 
一、從立法史來看,並非採限縮解釋:
 
實務見解對於20條1項之責任主體,雖都會以77年修法前後為論述的起點,而認為可涵蓋第三人,然而卻又將責任主體限於有編製審核財務報告權限、曾在有關書件上簽章加以證明之相關人員、或雖未簽名而實際參與製作者。此種看法似乎違反文義解釋,也與立法過程相違背。
 
二、次要行為人仍應有20條之適用,且亦可以因果關係為判斷基準:
 
實務見解在限縮次要行為人為證交法20條之責任主體後,在民法185條之討論,則會援引因果關係為判斷之基準。然而,更好的做法,應該是不要限縮證交法20條之責任主體,而將次要行為人納入證交法20條之責任主體後,再以因果關係加以判斷是否成立。
 
三、證券詐欺之因果關係:
 
實務見解會以次要行為人無編製財務報告的權責,而認定其行為與原告之損害無因果關係,似乎過於嚴格,與其在對於「非證券詐欺之因果關係」之判斷上有所差異。
 
四、證交法20條1項應為獨立之請求權基礎:
 
吾人不可因有民法184條、185條之存在,即謂次要行為人不須依證交法20條處理,否則20條1項作為獨立之請求權基礎即會減失其意義。
 
伍、證交法20-1條之增訂目的在於比例責任之明文化,與責任主體、主觀要件無關
 
(一)就責任主體而言,20條1項與20條2項之責任主體未必相同。
 
(二)就主觀要件而言,20條1項之主觀要件應較20-1條嚴格。
 
(三)比例責任:
 
1.就20-1條而言:第5項明文數行為人對外並不負連帶責任,僅須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。
 
2.就20條1項而言:依第3項並無連帶之規定,依民法第272條應非屬連帶責任類型。
 
3.就民法184條、185條而言:屬連帶責任。
 
伍、參考資料
 
一、邵慶平,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之民事責任主體不及於次要行為人?:以企業財報不實類型案例為中心,台大法學論叢第42卷第1期,2013.03,頁171~207。
 
二、曾宛如,資本市場中的民事責任(一)論證券交易法第20條及第20條之1之民事責任──以主觀要件與信賴為核心,《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》,台北元照,2008年,頁119-122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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